人天生就是城邦动物

    作者：何帆，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研究所研究员，纽约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高级研究员。

    亚里士多德有一句被广为误解的名言。他在《政治学》中说：“人是一种政治动物”。乍听起来，人们很容易以为他是在用厌恶和鄙夷的眼神，打量着那些在政治的泥潭中挣扎的红尘男女。其实，亚里士多德是想说，人从本质上是一种群居动物，只有通过参与集体活动，人们才能不断砥砺切磋，在道德上臻于至善。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开宗明义就提到，这是一本谈论城邦的书。古希腊文中，政治学（politike）的词源就来自城邦（polis）。《政治学》的更妥切的翻译应为《论城邦》

    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给予极高的评价。理想的政治体制，似乎只能诞生在城邦中间。他说，“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亚里士多德并非不知道其它的政体，比如波斯帝国，但他觉得那是野蛮人建立的政体。在谈到如何保全“最糟糕、最暴虐”的政体，即僭主政体的时候，他才提到波斯的名字：“一个成功的僭主还应该效仿波斯人及野蛮民族的僭术。”

    亚里士多德天性是喜欢热闹的，离群索居的生活不适合他。整体大于部分，集体生活也重于个人生活。他说，那些能够长久地脱离城邦的人，“要么是一个超人，要么是一个鄙夫”，他们就像“棋盘中的孤子”。在这一点上，他倒是和孔子很谈得来。孔子在奔波的道路上遇到长沮、桀溺两位隐士，他们对子路说，天下洪水滔滔，谁能改变世界呢？你不如跟随我们这些“避世之士”吧。子路把他们的话告诉孔子。孔子怅然而叹：“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意思是说，我不能和鸟兽同群，看得上也好，看不上也好，我只能和自己的同类，那些芸芸众生厮混在一起。可见，孔子也认为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不过孔子很可能相信人们应该居住在阡陌交通、桑麻耕作的农村，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就应该住在熙熙攘攘、百业俱兴的城市。

    古希腊世界的“城邦”包括城市，也包括附近的农村，但显然是以城市为核心的。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城邦”，和我们今天理解的城市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理解的城市是分工和贸易的中心，亚里士多德理解的“城邦”则是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家庭联合起来，形成了村落，村落联合起来，“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以及为了生活得更美好结合成一个完全的共同体，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于自足时，城邦就产生了。”

    亚里士多德不仅是一个哲学家，他还想当一个规划建设师、教育学家，甚至妇联主任。他对理想的“城邦”提出了一系列巨细兼顾的设想：理想的政治体制应该是坚持“中庸”之道，既不能让富人独断，也不能让穷人暴乱，应该由中产阶级居中调节，建立一种混合的“共和政体”。理想中的城邦，要向东而建、北靠高山、有充足的水源。理想中的城邦，人口不能太多，因为“人口过多的城邦很难或说不可能实现良好的法制。”在理想中的城邦，孩子们都要学美术和音乐，这主要是为了陶冶他们的情操，“既不立足于实用，也不立足于必需”，但在18岁之前，孩子们最好不要参加剧烈的体育运动，因为“身体的劳累会妨碍思想”。在理想的城邦，怀孕的妇女需要每天朝拜专司生育的神衹的祀庙，省得她们犯疏懒的毛病。

    阅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凡是谈到政治的时候，哪怕你觉得亚里士多德未免有些理想主义，但那些政治智慧博大精深，叫人沉吟至今，但凡是谈到经济，以及建立在经济分工基础上的社会生活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几乎像一个孩子一样天真幼稚。

    这并不奇怪。主流经济学只是在最近20多年，才开始真正关注城市。推荐一本关于城市经济学的代表作，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格莱泽的《城市的胜利》。格莱泽出生在曼哈顿，在他眼里，没有比城市生活更美好的。城市能够积聚生产要素，实现规模经济，所以城市是经济的“增长极”；城市能够催生创新，南来北往的人们聚在一起，观点相互碰撞，更容易激发异想天开的创意；城市还能够节约资源和能源，所以和环保人士的观点恰恰相反，要是你真的热爱大自然，最好的办法就是住在城市里，尤其是大都市里——人们越是要去亲近大自然，对大自然带来的干扰和破坏也就越多。

    不用说，格莱泽的乐观观点和我们在城市生活中的日常感受有很大的差异。为什么不提交通拥挤呢？为什么不提空气污染呢？为什么不提贫民窟呢？为什么不提城市里的犯罪、黑帮、娼妓、贩毒、乞丐呢？

    如果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格莱泽说的很可能是对的。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城市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梦想。那些背井离乡、衣衫褴褛的民工们在嘈杂而沸腾的火车站感受到激动和不安，那些从偏远小镇到都市中寻找商机的企业家站在摩天大楼里的办公室，看到万家灯火的夜色感受到庆幸和感恩。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都是怀着梦想而来。在城市里留下的人越多，梦想的色彩越多，梦想变成现实的机会也就越多。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城市的空气也是自由的。这是中世纪那些逃离封建庄园，躲进拥挤的自由城市的农民、工匠们发自肺腑的欢呼。但是，这里的空气不像童话故事那样纯净而甜蜜，而是像海风一样野性而咸涩。城市之间充满了竞争，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有的城市迅速地崛起，有的城市则突然地衰败。这其中有运气的成分，城市的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路径依赖性，但也有人为的因素，经济学家喜欢把城市视为市场经济的自发扩展秩序，但在现实中，城市的成败受到城市政治的影响。城市是一个复杂而脆弱的生态系统，但政治家们却往往缺乏对城市经济的敬畏。无数案例告诉我们，城市的成功从来不能依靠人定胜天的豪气、轻狂的政治野心，更不用提官员的贪欲和短视。

    这就将我们引入了最有趣的领域，即城市的政治经济学。据说，一切政治都是本地的。城市经济能否繁荣，不仅影响着市民们的福祉，也取决于市民们的参与。解决城市中的诸多问题，比如交通拥挤、犯罪和贫困等，不可能仅仅靠某种先进、复杂的技术，也不可能仅仅靠政府增加更多的投入。城市化中出现的新问题层出不穷，尤其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传统农业国来说，城市化是一种完美从未体验过的境界，也是我们生命中不能承认之轻。在民生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之后，民权意识逐渐萌发。城市是个大学校，但我们都只是刚刚背上新书包的小学生。如何学习在社群中自律和合作，如何尊重城市中的陌生人，城市的主政者如何学会像断奶那样戒掉“计划”的瘾。原来的科层制中的官僚们只懂得顺应上下级关系，现在他们需要面向大众，耐心地倾听、回答和说服。

    在“城邦动物”这个系列专栏中，我将回顾从古代社会到未来世界的城市演变，带您漫步从发达国家到最不发达国家的各种城市，共同探讨城市中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我们会谈到学者们的不同观点，也会介绍各国各地政府的不同实践，最重要的是，我们将探讨城市中不同的公民，为什么会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反应，他们又是如何互动、博弈的。与世界和平、文化复兴等宏大题目相比，这些“琐碎小事”才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毕竟，要是亚里士多德说的是对的，我们都是“城邦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