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创造力可以教出来吗？

沙龙现场 左为谢逸，右为哈姆·库珀

    腾讯文化 陈默 程晶晶

    “我觉得中国的校服是世界上最丑的校服，完全失去了人的身体美感……如果我有无限的权力可以在教育上实施一些改革，我会先从美学入手，我会先从换漂亮的校服入手。”

    在2015年6月28日下午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这句话激起在场者的一阵笑声和掌声。

    说这话的是中国逸之风多元文化与教育机构创办人谢逸。作为2015夏季墨卡托沙龙的四场活动中的最后一场，就“教育中的传统与创新”这一话题，谢逸受邀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院长哈姆·库珀展开对谈。主持人是墨卡托基金会中国代表阿克曼。

    为什么人们想在教育中推动创新？

    库珀在一开始的5分钟演说中就表示，在东西方社会，创造力都越来越受到重视。创造力对经济增长也越来越来重要。美国社会学家佛罗里达曾提到创意阶层的崛起，并指出，美国GDP中一半多的增长是由创意阶层（指艺术家、音乐家，以及律师、医生、经理、工程师等）所带来的。

    “我们是不是能通过教育来培养创造性？我觉得能，也可以说不能。只要教育有沟通功能、是社会性的，同时在教育的过程中有受众，就能推动、培养创造性。但这不是必然的结果。”库珀说。

    接下来是谢逸发言。她提及教育的三性：社会性、时代性、独立性。其中，教育的社会性，尤其体现在国家创办的公立教育的社会性上。她称，自己对于传统有三个维度的理解：一、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二、日用而不自知。三、有传就要有统，统是统领和同一，对族群有规范作用。

    主持人阿克曼问，为什么人们迫切地想在教育中推动创新？库珀认为，这可能与人们现在面对的危机有关：在欧洲，欧洲一体化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政治过程，会创造一些新的政治或民族身份，必须要创新。社会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的核心价值观不断地重新传承，也需要创新。

    谢逸认同这一点。她表示，教育的三个属性并非和谐共存：社会性会和独立性打架，时代性也会和独立性打架。她认为，教育首要的属性是社会性：孩子在学校接受标准化考试，过集体化生活。但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同时要成为他自己。比如说莱特兄弟想飞，于是自己造飞机。乔布斯亦然。“这些拼命想成为自己的人，如果和社会达成一种良性的互相‘使用’的关系，就能产生更大的生产力，乃至影响国家。”

    库珀补充称，要在复杂的社会中具有创造性，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如果没有技术方面的知识经验，莱特兄弟是造不成飞机的。所以现代学校的学生要学习社会科学、语言、数学、自然科学、艺术等不同的学科。

    谢逸在讨论中称，传统是能够帮助进一步创新的根基。一位德国哲学家说过：“传统使人自由。”这句话一直很打动她。

    把教育变成孵育

    教育不仅提供知识，也提供价值观、世界观。主持人阿克曼问两位嘉宾，教育中的创新与规范化、民族身份认同、共同价值观的建立是否矛盾。

    以此为开头，库珀说起了德国怎么样处理宗教教育和主流教育的关系。很多德国伊斯兰教徒希望可以有自己的宗教学校，但德国法律要求所有不同宗教背景的孩子必须一起上学，学会尊重和包容他人，而非一直关在自己的小笼子里。这是一种社会创新。

    这一点引起了谢逸的兴趣。她称，在中国教育中，身份认同的冲击受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理念的冲击比较大，比如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很难融入到公立学校，而很多富裕家庭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或新教育学校。“在这个过程中，它会不会造成身份的隔离？这的确对执政者带来挑战。”

    说到中国教育，谢逸指出，中国教育还出现了一个有关身份认同的现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在国别和文化身份认同上遭到重创，存在文化自卑心理。如今人们要重新建立自信，就有许多教育创新诞生，包括文化课程的创新、对经典的解读，让人在教育中寻求归属感。

    阿克曼问，应该怎么安排学校、老师和学生的关系？谢逸称，中国形容老师是：“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在中国的传统中，老师是智慧的代表，肩负社会道义，要去传授一些东西。可是在近代，很多教育思想颠覆了。人们认为，教育真正的主体不是老师，而是学生——学生本具智慧，老师只不过是助力。这对老师提出更大的挑战。“教育的核心，是老师不断地努力，达到对孩子的呵护和引领，把自己变成环境的一部分——老师没了，但又无处不在。这是一个很高层次的教学艺术。”

    以学生为中心，还是以老师为中心，也是德国教育界一直在问的问题。与中国类似，德国教育界也呼吁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让孩子走出教室，更多地挖掘他们的内在和自我。但库珀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也需要学校提供各种帮助。

    “如果把教育换成孵育，可能创造力就能够被像孵小鸡一样被孵化出来。”谢逸说。

    阿克曼问，在德国和中国，现有的教育有什么体系问题。库珀称，德国的私人学校是与社会分开的，在教育的非常初期阶段就进行差异化。这可能出了一些问题。

    谢逸称，德国的双轨制和职业教育值得中国学习。中国现在兴旺发达的职业教育学校，某种程度上是自助式发起的，而不是从人们的价值观欣赏、鼓励、接纳它的发展。此外，中国唯一进行改革的是在学前教育领域，中国孩子的童年非常短暂，此后就进入教育的苦海。如何让教育能够“喜悦化”？这是中国的教育体制要突破的。

    谢逸还提出一个有趣的跨文化现象：外国人总以为中国人是集体主义的国家，但是“团队”这个词恰恰是从西方引进的。中国的孩子在学习的状态中是独自作战，一个人对着一张试卷、一本书。而许多当代的教育法是团队式学习，孩子跟同伴在一起探究，自然而然养成很多社会能力。“这种学习模式，怎么在当下的教育体制中得到改良？”

    此外，中国人有分数崇拜。在教育的评价体系中，什么是好学生，什么是好孩子？谢逸称，整个中国正在进行群体反省。但教育体制的改革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毕竟考试可能是目前最公平的评价方式。

    创造力不可以被教，但是可以被杀死

    接下来是提问环节。有观众问，如何理解“传统让我们自由”这句话。库珀说，传统是不是让人更加自由，与个人的限制相关——你是不是有机会看到不同的传统，能不能接受它们，在学校能不能学到不同的传统。

    谢逸表示，如果在传统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东西，学到了让我们往前行的进步性的东西，让我们的归属感、社会适应能力得到稳固和提高，传统可以让我们自由。“从传统来的人一定具有极大的独特性，这让他有在多元化的世界中翱翔的资本。但是如果传统的力量限制了一个人的发展，就要破除它带来的桎梏。”

    有关注乡村教育的观众问，给乡村孩子建图书馆，是否有效。有在农村教育工作经历的谢逸说：“我们的确需要甄别一下，给农村孩子这些书，他们就快乐了吗？就像我教壮族孩子写英文单词‘电梯’，可是在大山里生活的壮族孩子一辈子没见过电梯，他们瞪大眼睛问我：‘老师，什么叫‘电梯’？’这个符号、这个声音和他的生活没有关系。”

    谢逸认为，中国的乡村教育需要再造，应该回到陶行知和梁漱溟的年代，让有情怀的人传承已经建立的乡村教育理念，“这才是传统”。而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一直是用统一的力量拉动中国农村，没有尊重乡村教育的独立性。

    有观众问，如何平衡教育的独立性和时代性。谢逸称，教育的独立性和它的教育规模有关——一个课堂有太多的学生，再好的教育也要打折扣。尊重个人的独立性，同时让孩子学到最基础的东西，依赖于老师水平、社会压力和最终评价体系。“在传统中获得自由，让孩子快乐地学习，又能成为他自己，这是我们向往的。”

    库珀补充道，在教育独立性和时代性的问题上，还有规范和标准化的问题。德国从200年前到现在，一直在区分不同的教育体系。加上高等教育，德国孩子受教育的年限在15年以上。在这期间，教育结构是有调整的：一开始是基础教育，所有孩子一起上课。随着年龄的增大，根据他们不同的兴趣或社会阶层，进行更个性化的施教。

    有观众问，创造力是否可以被教出来。库珀称，教育确实可以促进创造力、想象力。学校聚集不同背景的孩子，已经有促进想象力、激发他们潜力的很好环境，可以让孩子们接触到文学、艺术，教他们有效的沟通和共享能力。

    谢逸则有不同意见——创造力不是通过教育的手段培养出来的。她称，有一句英文说：“创造力不可以被教，但是它可以被杀死。”天生没有人教孩子如何玩，他天生就会玩，在玩的过程中就会养成无数的创造性。在她看来，如果教育能够不杀死一个人的创造性就成功了。

    在讲座的最后，阿克曼幽默地问，假如两位嘉宾有无限的权力可以改造教育系统，前三个措施是什么。库珀列举了两个：投资老师培训，让学校有更好的经济来源。

    谢逸则称，自己首先会从美学入手，更换校服，因为“中国的校服是世界上最丑的校服”。其次，自己会建议取消小学四年级以下的所有考试，但是让孩子养成强大的意志、学习的能力和好习惯。最后，她希望把孩子眼睛中的所有社会标语拿掉，因为“道德的教育不是依靠硬性的输入、口号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