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裹小脚”到“女汉子”

新女性（图源网络）

    编者按：何为“新女性”？传统女性成为新女性必须要具备何种条件呢？易卜生所写的《玩偶之家》女主角娜拉离家出走，在中西方已发截然不同的讨论，鲁迅即撰文、又演讲，讨论娜拉出走后怎么样？著名女作家苏青、张爱玲、丁玲、冰心等，持怎样的女性观念？新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如何变迁？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郭冰茹于深圳市民大讲堂发表演讲《新女性与新文学中的女性角色》，讲述中国女性如何从“裹小脚”一步步走向“女汉子”。

    一、新旧观念交替：女性“独立”意识的萌芽

    晚清时，清朝兴建女学堂。其虽教授许多较现代的科目，如算学、国文、英文、史地、音乐等，但仍很注重女生进行传统道德的培养，《女孝经》和《女四书》也是其教授的科目。

    当时，有一位名叫杜成淑的女学生是中国妇人会的会员。一次，她为中国妇人会做宣传派传单，在公共场合被名叫屈疆的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男学生看中了。屈疆给杜成淑写了一封情书，但当时晚清社会风气还没那么开放，杜成淑收到这封情书的时候恼羞成怒，因为她觉得屈疆的行为非常轻薄，是不尊重女性的。于是，她在报纸上写了一封公开信批评屈疆。之后，屈疆也不示弱，也在报纸上写了一封公开信，认为现在的新女性“井蛙不足以语海，夏虫不足以语寒”（对于井底之蛙来说根本不要跟它谈大海的事情，对于一个夏虫来说不要跟它提到冬天的问题，因为它们眼界实在是太小了），这样的女生怎么配得起新思想呢？之后，这件事在报纸上闹得不可开交，屈疆被革退。中国妇人会认为是杜成淑的抛头露面才引来男生情书，这不仅败坏了自己的清誉还会危及学会名声，于是将其除名。

    在女学堂成立初期，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当时，家教较严的家庭是不愿意将自家女孩子送进去读书的，而且，女孩子出去读书还会面对流氓的滋扰。因此，女学堂通过自我封闭的方式来保护自己，而女学生也没有超越出当时京师女诫普遍认可的道德规范——“女子苟无旧道德，女子断不会有新文明”。这反映了从晚清到五四新旧观念交替过渡时期的观念。

    虽然当时社会的整体环境并非十分开放，但维新派禁止女性缠足，兴办女学堂，促进多种女学会的成立；五四新文化运动推进自由、民主、独立等西方观念的传播，这些都为女性走出家庭，成为“独立”的“个体”奠定了思想理论上的基础。

    二、追求自我的第一步：拥有谋生能力

    晚清女性往往以裹着小脚、非常木讷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与我们如今熟悉的自信大方的女性形象迥然不同，这其中是如何过渡的呢？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什么是新文学。

    新文学是与旧文学相对应的概念，其自产生之日起就与我国建构现代民族大家的宏大气势相联系。在文学研究领域里，一些人将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定为新文学的开端。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将新文学开端的期限向前延伸至晚清时代。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通过研究新文学中的女性角色，百年来新女性的成长和轨迹将得以呈现。

    新文化运动为传统女性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创造了条件，但新女性们还必须面对如何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这一问题。因此，自新文学产生之日起，女作家就开始通过文学这一方式来探讨女性的性别认同。

    与传统女性不同，“新女性”指的是能够成为独立个体的女性。那么，传统女性成为新女性必须要具备何种条件呢？拥有一定的谋生能力是重要前提。

    在19世纪欧洲著名戏作家易卜生所写的《玩偶之家》中，有一位名叫娜拉的中产阶级主妇。她曾为给丈夫治病借钱而迫不得已伪造文书，之后，其丈夫因受人敲诈而偶然得知此事，于是怒斥娜拉道德低下，责备其败坏了声誉。这让娜拉内心万分痛苦。但几天后，娜拉的丈夫重新向娜拉伸出橄榄枝，因为敲诈的人不再以此事要挟娜拉的丈夫。娜拉因丈夫的虚伪、自私而十分难过，最后她决定丢下自己的三个孩子和丈夫，为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离家出走。

    这部戏剧在北欧上演时引起极大争议，因为北欧传统基督教的家庭认为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是重要的社会基础，因而传统的基督教徒无法理解一个女人不尽自己做母亲和做妻子的责任而离家出走的行为。但是对于一些社会主义者和一些女性主义者，他们就认为娜拉作为女性有自己的权利去追求自由。

    《玩偶之家》在进入中国内地之后发生很大变化，在北欧，大家讨论的是娜拉该不该出走，但在中国，大家讨论的是有没有勇气出走。也就是说，他们认可将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比喻为要离家出走，但没有离家出走是因为你没有勇气。此时，鲁迅写了一篇名叫《伤逝》的小说，它讲述的是一对青年人学习娜拉，为追求自我而离家出走。但在小说中，他们离开的是父亲家，而非丈夫家。他们离家出走后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但这个小家庭由于经济困窘而最终散架。女主人公一开始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女生，但在离家出走后变为一个新式家庭妇女。之后，男主人公因丢了饭碗而无法养活这个家庭，他开始埋怨女生为何不自己养活自己，最后决定与其分手。女主人公在那之后也无法回到自己的家，半年后惨淡孤死。

    鲁迅在北京女高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做过一个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告诫那些要追求自我、追求独立的青年学生应持的正确态度。当时，他一针见血地说出了一句话：自由固然不能够被钱所买得，但一定会被钱所卖掉。他告诫那些急于离家出走的年轻人，在行动前首先需要考虑自己的经济问题，只有有了谋生能力才能考虑怎样离开自己的家，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三、抉择：做贤妻良母还是投身社会？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女性在追求自我时往往会受到束缚，因为当时的社会还不能给每一个想要追求自我的女性足够的发展空间。因此，在新文化运动到民国的这段时间里，新女性在新旧更替的观念中面临着难题：如何定位自己？到底是做贤妻良母还是要投身社会？

    五四时期女作家庐隐曾在小说《补袜子的太太》中描述了一个家庭主妇的困境，反映出当时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家庭是女性拼搏事业的拦路石，照顾好家庭与投身社会是不可兼得的。

    但是，假如女性选择了职业而放弃家庭又会怎样呢？是否会比较轻松、舒适？从苏青和张爱玲两个女作家的经历看来，那倒未必。

    苏青与张爱玲两个女作家都是沦陷区时候的作家，都经历过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虽然苏青在小学和中学接受的是新文化运动思想，但由于个人性格较乖，因而一切顺从父母的意愿在年龄很小的时候结了婚。当时的苏青很单纯，一心一意想做一个好妻子。但事与愿违，婚后，苏青生下三个女儿，她的婆婆一直想要一个孙子而不得，婆媳关系一度因此而处于僵持状态。终于，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苏青产下一子，但由于战争的形势所逼，苏青被迫分家，带着四个孩子去上海找作为律师的丈夫。当时，在沦陷区内，仅靠丈夫的薪水无法养活一家人，因此苏青打算自己写稿子挣钱。但她的丈夫对此非常生气，不允许她写作。苏青为此和丈夫经常吵架，最后，她毅然决定与丈夫离婚，结束了这段将近十年的婚姻。离婚之后，苏青自己写稿挣钱，作为单亲母亲的她要养活四个孩子和两个保姆，可以想象其生活压力是多么巨大。

    苏青非常了解职业女性的艰难，当时，她需要自己办杂志，这其中囊括了写稿、出版、发行等一系列环节。有人描述她在沦陷区里的生活是：踩着三轮车拉着自己的一车诸如《结婚十年》、《浣锦集》的书，满大街串街走巷卖书。

    相比苏青，同是职业女性的张爱玲生活相对轻松一些，张爱玲写好稿之后就投给杂志，自然会有出版社帮她出版、发行，她只需坐收稿费。挣了稿费之后，除了日常花销以外，她会去享受生活——买衣服、口红、看电影。但对于当时职业女性的生存环境，张爱玲并不持乐观态度，她曾表示：就沦陷区的生活水准而言，是否做职业女性已经没有多少选择余地。

    的确，如张爱玲所言，在当时那个通货膨胀得厉害、生活水准高得离谱的环境下，对女性来说是否做职业女性已没什么选择的余地；然而，当时的社会风气和观念并没有给予职业女性特别的尊重。因此无论是苏青还是张爱玲，她们都认为职业女性是非常辛苦、艰难的工作。

    与前两个女作家不同，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作家丁玲选择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最初，丁玲以新女性的形象走向文坛，之后，她开始倾向革命。1936年，丁玲去了延安，整个人生轨迹发生巨大变化。

    丁玲对新女性问题的思考也经历了变化的过程。在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一个年轻女学生爱上一个从新加坡回来的北大学生，并开始主动追求他。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用到这样的语言：“我敢断定，假使他能把我紧紧的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他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的闭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来到。”这样热烈的文字在百年前的中国是相当振聋发聩的，即便是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文字也是非常大胆的。但莎菲并非真的非常爱这个男性，她将追求爱情变成了一场战役。

    当所追求的男生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时，莎菲并非感到自己有多幸福，而是在心里欢呼：“我胜利了！我胜利了。”由此看出，在20年代时，丁玲所写的新女性莎菲其实并不想追求爱情本身，而是想通过俘获爱人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从而获得愉悦感。

    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后，丁玲来到延安，开始创作诸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的小说。但丁玲仍十分关注性别问题。当时，在解放区，女人结婚时嫁给了谁会被议论，生了孩子是自己带还是请保姆会被议论，离婚了也会被议论，在这样的环境下，女性被特别标识出来，正如弱势群体一样。于是，丁玲在1941年创作的《三八节有感》中，提出一个问题：“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需被特别提出？

    在这样的环境下，丁玲对当时的女性提出了几条建议，让她们能对现在所处的位置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首先，不要让自己生病，要保持健康的身体；第二，无论怎么样都要使自己愉快。第三，要用脑子，不要别人说你什么你就相信什么；第四，要下吃苦的决心。这实际上也是丁玲对当时决定走向社会的女性的忠告。

    在许多女性决定打破枷锁走向社会的时候，也有女性选择了相反的道路，比如作家冰心。

    冰心是职业女性，但她的观念和当时许多新女性的观念都不同。她认为，女性最主要的职业做母亲，而非走向社会、打拼天下。1919年，冰心曾以自己的本名谢婉莹发表过一封名为《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的信。她在信中批评了“极力图谋‘女子参政’、要求‘男女开放’，而且“完全模仿欧美女学生的‘模范表式’的‘中国的女学生’，指出女学生要获得社会的信仰和尊重，要“引导将来无数的女子进入光明”，首先要加强自身的修养，接下来列出了包括服饰、言论、阅读、交往、性情陶冶等十项修身要求。

    在这封信发表的半个月后，冰心的处女座《两个家庭》发表在《晨报》副刊上。她在小说中表明了自己的观念，即妻子在家庭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在《悼沈骊英女士》这篇悼念文中，冰心曾表明自己眼中的合格女性规范：第一，要帮助丈夫事业成功；第二，要教导自己孩子成功；第三，自己的事业也要成功。除此之外，冰心还推崇贤妻良母的女性观，认为女性应把家庭的氛围营造得非常协调、温馨。她认为女性应在家庭中体现出勤俭、善良、包容、忍耐、坚强、体恤等美德。这些在冰心的《关于女人》、《我的学生S》等散文中均有所体现。

    四、从“铁娘子”到“女汉子”：每个女性都能靠自己成为有力量的人

    建国以前，新女性需要抉择究竟是做家庭妇女还是职业女性，但这一难题在建国后突然消失了，因为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有了改变。

    姜昆相声里的一段话代表了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对女孩子的审美标准：“俺队有个铁姑娘，铁手铁脚铁肩膀。拳头一握噶蹦蹦，走起路来震天响；一拳能把山砸开，一脚能让水倒淌”。

    “铁姑娘”是当时社会对妇女的最高评价。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963年，和如今的“女汉子”意义相近。往往用于指代短头发、圆脸、宽肩、粗腰、黑肤、大嗓门、扛着步枪或铁锹、带着呼呼铁气的女性。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往往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做到。”此时，妇女解放不仅仅只是是一种权利了，而演变为责任和义务。当时，女性开始从事一些比较危险的工作，诸如高空作业。

    河南大学著名教授李小江曾通过个人经验来描述她们这一代女性对性别身份的认知。她在青年时曾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当时，社会上表现出极端鄙视女性的氛围，于是她开始自觉地学习男人，三伏天暴晒、三九天游泳，几乎破除了村里沿袭千年的所有女性禁忌。

    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给女性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许多女孩的选择权更宽了一些，一些女孩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上学、求职，但这就意味着新中国已经实现了“男女平等”这一妇女解放的根本目标了吗？在80年代女作家对性别的讨论下，答案并非是肯定的。

    80年代初期，张辛欣发表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和《我在哪儿错过》两篇小说就讨论了当时的社会性别状况。这两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希望不依靠男性，而是通过自己的能力脚踏实地地争取属于自己的生活。通过她们与男性之间的矛盾可以发现，在那个所有社会秩序刚走上正轨的年代里，女性对自己的定位与男性对女性的定位是不同的。而这也正是女性意识觉醒过程中所必经的与社会观念的磨合阶段。

    从新文化运动到80年代中期女性文学中，我们可以发现性别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它总是与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相伴生。女性的独立与平等并不仅仅是女性自身的问题，两性关系的由于女性角色的不断变动必然要不断经历调节与整合。

    一个成熟健康的社会应该给每个人（无关其种族、性别）以平等发展的机会。同时，女性精神上的平等和独立必须以自身的文化建设为基础。假如自身文化建设还未健全就强加给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的特点，这其实并不能够达到女性解放的终极的目的。

    从“铁娘子”到现在的“女汉子”，虽然每个女性对自己的定位不同，但她们都应该找到平等独立和如今女性之间的平衡点，因为凭借着女性本来的气质，每个人都足够成为有力量的人。（郭冰茹讲述，腾讯文化实习生肖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