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武术真面目 刀法源自南少林武术

大刀队队员

持刀以待

黄啸侠：又名钜添， 广东番禺区石基镇莲塘村人, 是一位著名的武术家。抗日初期， 黄啸侠以国民体育会的名义发动群众练武卫国。

黄啸侠大刀队队员的毕业证书

    “少林传人”曾活跃在抗日一线

　　不久前，有关抗日“神剧”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剧中的英雄们凭借过人的“武艺”，竟然手撕鬼子，扔手雷炸飞机，招来不少吐槽。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传统武术，在这场20世纪中国最惨烈的战争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研究者认为，一些民间武术传人或组织将武术的技击和精神价值运用于抗日斗争之中，不仅直接打击了日寇，而且振奋了民族士气。例如，十九路军抗日大刀队在淞沪抗战中威震日寇所使用的刀法就源自南少林武术。而从梁启超到毛泽东，都特别看重武术强调的技巧、体能、意志力等对于现代军人精神的塑造及在现代战争中的价值。对于“武术”抗日，有必要重新审视。

　　蔡李佛拳传人

　　珠三角勇抗日

　　宁德师范学院体育系讲师郭学松长期从事武术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他指出：“虽然现代抗日战争发生在火器时代， 但是武术对于军民的基本身体素质和搏击能力的提高亦不可小视。习武之人那种艺高人胆大、不怕牺牲、勇于拼搏的精神对一场战斗的取胜至关重要。”

　　抗战期间，部分广东民众在鸿胜馆负责人钱维方、革命党人吴勤的组织下投入抗战。这两位抗日组织者就是习练武术之士， 他们不仅将武术用于抗日的斗争之中, 而且以武馆授武为纽带， 聚集和培养抗日武术人才。

　　钱维方是广东三水县黄塘乡人， 清末出生于佛山， 泥水匠出身，是佛山鸿胜馆创始人张炎传人陈盛的首徒，而张炎又是蔡李佛始祖陈享的关门弟子。由于蔡李佛拳可以上溯到福建南少林寺，因此钱维方和其弟子吴勤师徒，也可看做“南少林武术习练者或传承者”。

　　1937年， 钱维方、吴勤从香港回到佛山， 主持鸿胜体育会（原鸿胜馆）会务， 领导会员投入抗战。首先，他们在鸿胜馆内开设杀敌大刀教练班，并派人到一些学校教授南少林武艺；其次，举办防护团， 由鸿胜馆内的一批名医教授紧急治伤法。1938年，他们还在顺德、南海交界的地方组织了一支“人民抗日义勇队”。当时，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书记湛小岑及广州市长曾养甫听闻后，将吴勤所部编为广东省抗日游击第二支队（简称省游二支队），吴任支队司令员， 活跃在南海、番禺、顺德一带，打击日寇，不断壮大队伍。1940年， 吴勤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队伍改造成重要的抗日武装，并在多次战斗中屡立战功， 特别是在三次保卫大良镇、西海歼灭战、夺取南村七星冈、进攻番禺市桥李朗鸡伪军及金橘嘴激战等战斗中英勇过人，让日、伪两军闻风丧胆。

　　十九路军大刀法或融合南北少林武学

　　郭学松认为，抗战史中最能直接体现我国武术之价值、发挥中华武术之功用的事迹， 当属抗日大刀队，其中十九路军抗日大刀队表现尤为突出。

　　一般认为，广东武师黄啸侠为十九路军大刀队刀法的创始及传授人。在淞沪会战中，十九路军奋起还击， 浴血奋战30天， 可歌可泣。其中，雄风赳赳的大刀队， 所用的就是黄啸侠师傅创编的“抗日大刀法”。根据《番禺县人物志》等资料的记载，这种刀法系黄啸侠在师从罗汉门功夫及罗汉门刀法的基础上，融合其他拳术如蔡李佛拳等武学所创编。在与日寇近战、夜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根据郭学松的考证，黄啸侠的武术根底，部分可以上溯到少林武术：一方面，黄啸侠曾跟随蔡李佛拳第三代传人李恩、陈官伯等学习蔡李佛拳七八年，而蔡李佛拳源出南少林一脉；另一方面，他跟随北方拳师孙玉峰学习罗汉门武术及刀法，而此武术源自北少林罗汉门。

　　郭学松指出， 南少林武术人才辈出，与十九路军抗日大刀队之关系密切者还有一位——南少林五祖拳传人卢言秋。卢言秋是福建泉州著名武术家， 精通武术和医术，为五祖拳师蔡玉明一派。据《五祖门研究》记载：前驻泉州第九师， 闻卢言秋名而聘其为总教练兼军医， 并任十九路军之拳术教练及大刀队之顾问和军医。卢言秋精研的南少林五祖拳成为十九路军军士们重点习练的武术。另外，卢言秋高超的医术为十九路军抗日大刀队前线提供了坚实的后勤服务和保障。

　　可见，军中授武及用于抗战的实践， 不仅促进了少林武术特别是南少林武术的广泛远播，而且，也检验了南少林武术的技击价值， 衍承了中国传统武术尚武爱国的精神。

　　抗日“侠客”黄性贤 活捉日军上士班长

　　作为中国传统武术象征的“侠客”，在抗日时期也存在。比如，福建名拳师黄性贤。黄性贤是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前屿村人，自幼习武，精研白鹤拳、罗汉拳。曾在上海潘家弄设馆收徒。1934年，他回乡参加武术“县考”和“省考”，分获冠军和亚军， 声名大振， 于是被“善传奇”闽剧团聘为武师， 又任“白龙庵福州国术社”总教练。在抗日战争中，他将自身的武术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

　　1941年4月福州沦陷，黄性贤被闽侯县长段志坚委任为“北鼓台抗日特务大队长”， 组织队伍到南屿一带游击抗日。后在州尾截击日本的粮船，到猫头山偷袭日军的阵地， 两战皆胜， 缴获日军几十支枪械。不久又单枪匹马深入后屿村， 活捉日军电讯兵上士班长阿部文雄。1944年9月， 日本第二次攻陷福州， 黄性贤再次回到游击队， 10月, 同江秀清、何震一起率队袭击驻守在福州台江的日本小分队， 但因守在北岭的“国军”没有配合好， 只得撤回。

　　1944 年， 由他任总教练的“福州青年国术研究社”迁到闽侯南通潘厝边祠堂， 社员积极参加抗日游击队，日夜练拳，操练大刀队。其间， 游击队阻截敌人粮船， 击毙日军3名。其子黄书超介绍， 黄性贤的抗日壮举， 在当时的《世界日报》、《马来西亚诗华日报》、《福州日报》、《福州晚报》等皆有报道， 影响颇大。其培养的闽南抗日大刀队，他还曾赶赴上海抗日前线。

　　专家视点：

　　如何看待“热兵器时代”的武术

　　郭学松认为，在冷兵器时代，武术的技击价值得以特别彰显；热兵器时代，技击价值同样重要。纵观现代的军队操练内容，军事武术搏击仍然被视为强身御敌所不可或缺的基石。而武术强调的“尚武精神”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其他一些训练方式难以弥补的。

　　抗日前后的诸多领导人或精英，如政界孙中山、黄兴、秋瑾、毛泽东、周恩来、贺龙、冯玉祥、蒋介石、冯国璋等，教育界的陈独秀、鲁迅、陶行知、胡适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倡导过开展武术运动。所以，武术在抗日前后曾在社会、学校以不同形式得到一定的发展。在南方，拥护孙中山革命的很多志士都是习武出身，包括一些像洪门天地会在内的相关组织，这也是孙中山倡导发扬尚武精神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在孙中山的倡导下南方武术发展十分繁荣，当然，这也和南方（特别是闽粤地域）一贯的尚武传统息息相关。

　　民间的武术很多也是用于实战的，但是绝不局限于套路。平时武师们操练的不仅有套路武术，也有一招一式的格斗技能，但是，随着生活水平、文明化、社会发展等不同程度的提高，武术的表演、健身成分变浓了。

　　电视剧中有夸张的成分是难免的，这是对历史的一种记忆，更是一种勉励和激发。但是，还原武术本来的面目十分必要，这也正是武术发展的尴尬之处。突破校园、迈出国门、重整赛事、肃正学术，应当是中国传统武术必须解决的问题。

　　文图/ 卜松竹（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