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杨绛 感悟先生在心灵最纯净的地方

杨绛与钱钟书。东方IC

　　史记·杨绛传

　　文/广州日报 记者刘黎平

　　杨绛，本名季康，无锡人也，宣统三年生京师。父荫杭，律师也，尝为浙江通判。

　　绛生未百日，家南迁于沪。其于诸姊妹，容貌短小，杨父戏曰：“猫之良者，矮身短足也。”好读书，能文学，中英文俱佳，负笈东吴时，以文学称。杨父尝问：“三日不读书，如何？”绛答曰：“寡淡。”再问：“七日不读书，如何？”绛答曰：“虚度。”

　　年十七，欲入清华，惜乎东南中额不足，乃辗转东吴学堂，与费孝通同窗。绛虽未为佳丽，然清秀慧敏，温婉和蔼，慕之者众，男子每欲申意，费生必阻之，曰：“诸君好逑，我则为槛。”不欲绛为他人妻也。

　　年二十一，乃北上，投燕京学堂，复又清华。费生闻之，夜不能寐，迎之者三，渴慕如此。

　　悠游清华，逢钱钟书。人生初见，绛以《醉翁亭记》目钱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钱郎也”。盖当时钱郎，倜傥拔秀，虽敝袍旧袄，布履老镜，然风流不掩。钱郎见杨女，心许矣。当时不交一语，然终生之志，不可移也。

　　钱郎有表弟曰孙令衔，谓钱郎曰:“杨女已有许配。”又语于绛曰：“钱郎已有婚娶。”钱郎闻之而疑，窃曰：“既与杨女同城，何必仰息他人，直取可也。”乃寄鸿雁，相约黄昏后，甫见，钱郎汲汲曰：“吾未婚娶。”绛笑曰：“妾未许配。”乃定上邪之好。

　　费生闻，大恨，质杨绛曰：“诸生之中，能为汝之夫君者，莫非吾也，以吾与汝相识久矣。”绛曰：“君尝有言，吾与尔不过朋友，然非情好，若君欲相好，则吾与尔绝矣。”费生怅恨，然亦无如何。

　　年二十四，嫁钱郎，其时在姑苏，钱郎衣玄，酷暑，汗涔涔，衣衫湿，有黄渍，诚狼狈也。钟书曰：吾遇夫人前，未思婚娶；吾娶夫人后，不悔。当时，钟书乘桴往牛津，绛在清华，为夫君故，弃学从之游，生女于法兰西。

　　钱郎博学，然迂阔人也，百事不晓，拙于家计，点灯灯灭，倾茶茶泼，绛则不然，十指能抚弦，拳头立得马，彼时批注经史，此时庖厨烹鲜。夫君每有狼狈，绛则曰：“无碍”，钱学士赖以安。

　　1938年，归来，颠沛辗转，或在蓝田，或在湘西，归沪。杨师能文，成名先于钱学士。淞沪沦陷，为喜剧《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沪人皆睹，当时闻名。

　　解放，或有劝赴海外者，钟书杨师皆留，杨师曰：吾以襁褓母乳中，则已为中国人，舍此何归？杨师以研究员聘。是时万象更替，杨师钟书亦与于其中，杨师感其事，为小说曰《洗澡》，盖洗涤自新也。初阅之，以为乃余楠之事也，然则非也，书中不惟一人二人之事，一人二人之像，乃众生之事，众生之像。以众生像摹世间态，非杨师功力，不可为也。

　　1969年，钟书尝在信阳罗山干校，明年，杨师亦至于此。其时艰苦，然乐天不改，亦多趣事。杨师有文曰《干校六记》，效《浮生六记》也，曰其在干校，多为稼穑事，割菜储粪，凿井学圃。为储粪，逢路人，则恭敬请之曰：“可粪于吾圃”。其态可掬也。与夫君钱公相去，不过里余，每相见，若西厢张生会莺莺，杨师戏曰：吾与夫君之会，岂胜却人间无数，虽才子佳人后花园，莫若妾与钱郎也。杨师夫妇，皆通晓西语。杨师外文，或胜钱学士，其晓英法语，年花甲，又修西班牙语，居然了悟，译《堂吉诃德》，风靡九州，售册百万。《围城》见于天下，钟书以此闻名，天下亦知杨师。然读书自乐，朝夕闭门，不与世事。

　　天下尽知钱公杨师，然不知其女钱瑗亦高人也。博学巧慧，亦长于文学，三人实天作一家也。三人尝约:家中事，人各为记，合而为一，名曰我们仨，亦一乐也。然钱瑗病矣，寝疾不起，自知大限，曰：“女儿不久，此书委吾，可乎？”父母噙泪颔首。钱瑗疾作，几不能握管，力书之数章，已不能食，不能言，历六日，居然死。其时丁丑年，明年，钱学士死，杨师孑然。杨师其时八十七，顾室中空空，斯人不在，呼钱郎，钱郎在镜框；呼爱女，爱女在黄泉。朝夕清冷，几无生趣。然虽恸极，思夫君娇女，事业未竟，乃埋首扉页，觅亲人于书卷间。

　　其时钱学士书稿，往来烽火，蹀躞南北，历抗日内战，其时久矣，或碎裂如蝶，或黄黑难辨，杨师辨其迹，探其源，提其要，钩其玄，虽琐碎杂细，皆一一复原。数年，钱学士书稿得全，七万余纸，非常人所能堪也。阅《我们仨》，多会心处。钱瑗曰：我与我父，兄弟也，且吾为兄，父为弟。萌态跃然，读之不能忍笑。遥想杨师孑然空室，见夫君爱女遗文，昼夜研磨，何其痛也。白乐天所云：“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沉痛语也。杨师自持淡泊，罕与世交，然杨师忘世，世不忘杨师，每有鸡汤佳文，则曰：杨师文也。其百岁，世间又有杨师百岁文，曰：吾即世界，与他人无涉。然语多假托，与仓央诗类。

　　丙申岁（2016），四月十九，公历5月25日，杨师死，寿百又五岁。天下知与不知，皆哀之。或笑曰：尔等不读杨绛书，滥吹斯文，刷屏以吊杨师，谬哉，矫情哉。太史则曰：不然，不读杨师之书，而吊杨师之人，足见天下人仰慕读书，诚盛事也。观杨师文也，语多平实，温婉机智，罕涉是非，少詈辱人，读之莞尔，似非以攻讦为事者，亦长者也。

　　文/广州日报记者龙迎春

　　身在京城，确认杨绛先生去世的消息却兜转了半日。三联生活书店前总编辑李昕先生在微信上回我说：“采访别人吧，谢。”中国作协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前辈说：杨先生的离世，意味着她那个时代的精英已然终结，她的为学为人，都是最好的典范。至于去世细节，我跟你知晓的网上消息一样。作为记者，这是一种无力的挫败感：你总想着要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上有所呈现，要还原事实，要接近真相。但我所有的努力，都无法接近现场。直至新闻联播的一位学长给我发来“我也只能远观”的回复，我才意识到，远观，是我在这一事件上客观的处境。

　　她走过105年的岁月，她在文化界的核心见证过那么多历史，她以天赋和才华呈现了《堂吉诃德》、《洗澡》那般想象力飞驰的文学作品；她“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地写出了《干校六记》；钱钟书去世翌年，她一边整理他的笔记，集成他的手稿，一边为解答自己对死亡的探寻，翻译了哲学名篇《裴多》；然后又以90多岁的高龄，提笔写下了倾注世间真情的《我们仨》，并将她与钱钟书所有的版税捐赠成立了“好读书”奖学金……

　　她在一个多世纪的人生里淬炼出的智慧和从容，如今以隽永的文字，数以千万计地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传播，成为我们在寂寞里、孤独里、失意里、忧伤时吞食下的慰藉，甚至有人不惜拿各种人生感悟拼凑成她的百岁感言以励志，却忘了这是她的真实苦难——“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尚已走到尽头了。”“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据说，她在离世前的遗愿是火化后再发讣告，且不要祭奠。死亡是她洗净一生污秽独自上路的回家之旅，与任何人都没有干系，就如她翻译的《裴多》里苏格拉底所说的——“在我的丧事里，别说他是在葬苏格拉底，或是送苏格拉底进坟墓，或是埋掉他……你该知道，这种不恰当的话不但没意思，还玷污了灵魂呢。不要这么说。你该高高兴兴，说你是在埋葬我的肉体。你觉得怎么样儿埋葬最好，最合适，你就怎么样儿埋葬。”

　　她是真正的精神贵族，远远地致敬，且在她的启迪中找寻到我们立身于平凡的意义，也许才是我们所向往的通达从容的唯一途径。

　　风骨中的淡泊与执着

　　文/广州日报记者赵洁

　　从上周那个烟雨凄迷的午后开始，关于“杨绛病危”的消息便不断在朋友圈传出。每一次，都是一边合着双掌祈祷这不是真的、一边却又因着职业不得不去核实。在这沉重、忐忑的几天里，重新翻开手边的《我们仨》和《听杨绛谈往事》，读着读着，心竟然渐渐地安宁下来。

　　杨先生是那种有着超然大智慧的女人，学贯中西，才高八斗，却从来没有恃才傲物。她嫁给钱钟书后，去钱家必须对老人行叩拜礼，在一般人看来，书香门第又留学西洋的才女肯定会难以忍受这样的礼数。可是杨绛却淡淡地说：“这有什么，不就是磕个头嘛，有什么了不起的。”不纠结，不委屈，平平淡淡地磕头就磕头，因为“我爱丈夫胜过爱自己”。所以她不但是公认的“最才的女”，更是钱先生心目中“最贤的妻”。

　　她住旧房子，穿女儿留下的鞋子，生活简单朴素。然而对于工作和事业，她的执着和坚持，却令常人难以想象。48岁那一年，她接了一项工作，就是翻译《堂吉诃德》，当时领导告诉她可以转译，用英文版或法文版转译都可以。可是她却对转译的版本都不满意，为了能直接翻译原著，她在年近半百之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她的刻苦和执着也给了她事业的辉煌，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她翻译的《堂吉诃德》依然是最受欢迎的读本。

　　20世纪90年代末，相信是杨先生最难熬的时光。1997年，独女钱瑗因病去世，1998年，钱先生又驾鹤西去。后来，杨绛在《走到人生边上》中写道：“亲人去世，要梦中相见也不能。但亲人去世多年后，就能常常梦见。我孤独一人已近十年，梦里经常和亲人在一起……”可以想见她的生命会有多么孤独，然而她没有被痛苦和孤独所击垮。102岁时，她整理出版了250万字的《杨绛全集》。于是，她的生命，又因此变得如此充实而丰满。

　　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先生因病离世。相信此时此刻，她和先生爱女已在天国执手相聚，重回“我们仨”的日子。

　　杨先生，一路走好！

　　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