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旧满洲人”为何看不起老乡“新满洲人”

晚清北京满人

    乾隆朝第二次金川战争初期，将军温福与他的副手、参赞大臣五岱爆发严重冲突。双方互相向皇帝告状，闹得不可开交。作为将军的左膀右臂，参赞大臣理应为将军出谋划策，和衷共济，为何闹得如此不和？

    问题出在温福身上。同为满人，出身贵族、生在北京的温福（祖父温达曾任大学士），看不起生在东北的五岱。五岱不忿，怒而参奏上级。事实上，温福对五岱的歧视并非个案，歧视不光存在于中高层满人官员之间，也存在于皇帝与满洲官员之间。在这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制度与文化原因。

    老乡歧视老乡

    温福、五岱互相参奏的奏折，交相出现在乾隆帝面前，皇帝认为：“今观此折是非，关五岱之故，必温福、阿桂以五岱是乌拉齐人，因藐视之。”[1]乌拉齐是位于东北的满洲部落的统称，五岱生于斯，长于斯，与生在北京的温福、阿桂大不相同，乾隆帝认为，温、阿二人因五岱的出身而“藐视之”。然而，五岱也是久经战阵的名将，平定回部大小和卓叛乱时立下战功，他咽不下这口气，一来二往，双方矛盾升级，严重影响了战争进程。这件“小事”表明，作为一个满人建立的王朝，清朝国内不仅存在满汉歧视，也有满满歧视，尤以北京满人歧视东北满人最为明显。

    用学术点的话来讲，就是“旧满洲”人（清初从龙入关的满洲人）歧视“新满洲”（入关后东北地区新加入的满洲部落）人。[2]不过，歧视不是一开始就有，而是发端于康熙朝后期，乾隆朝达到顶峰，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譬如康熙帝就不大看得起东北“新满洲”，乾隆帝回忆祖父巡幸吉林，指出，“（康熙帝）见乌拉齐习气甚恶，曾将阖省官员俱行罢斥，另选人员补放。”[3]“乌拉齐”就是康熙朝后期开始出现的“贬称”，用来指代“新满洲”。

    相比康熙帝，乾隆帝更露骨，多次公开讽刺东北满人出身低微、习气恶劣。他在乾隆二十七年九月的一份关于讯问富德马厂情况的上谕中，四次公开提起“乌拉齐”，大肆讥讽富德，并威胁：“若系他人，彼时朕必拿问治罪，即明正典刑，亦所当然。因念伊如禽兽之愚鲁乌拉齐，故姑容宽宥。”[4]皇帝把东北出身的富德叫做“禽兽之愚鲁乌拉齐”，可见蔑视之极。当然并非为了蔑视而蔑视，乾隆帝抬出“禽兽之愚鲁”这样的形容词，意在标榜自己的恩典：你看出身这么差的人，朕还委以重任。

    皇帝都这么看不起自己的东北老乡，上行下效，那勋旧贵族、普通北京旗人就更有理由轻视“新满洲”了，乾隆帝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公开和富德说，“伊本系乌拉齐，恐勋旧大臣或将伊轻视，”[5]透出满洲贵族普遍看重出身、歧视“新满洲”的现实。譬如吉林正黄旗人乌什哈达，第二次金川战争中立下战功，位居前五十功臣之列，立下了这样大的功劳，依然被北京满人官员德风蔑视。

    史载，德风“以乌什哈达东三省人，意存轻视。遇公务有意驳斥，不假辞色，以致乌什哈达不能隐忍。”[6]《清史稿》说：“京旗目吉林、黑龙江诸部人为乌拉齐，鄙之不与为伍。”[7]

    为什么看不起老乡

    按理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旧满洲”为什么会歧视“新满洲”？

    清朝是满洲人建立，“首崇满洲”，其次是蒙古、汉人。“首崇满洲”，又分“旧满洲”和“新满洲”，“旧满洲”归附时间更早，南征北战，功劳更大，地位更尊贵，是统治者最为信任、倚靠的核心团体，“新满洲”只能排在“旧满洲”外围，在统治圈层结构中较为边缘，被歧视并不意外。

    再者，1644年以来，八旗满人群体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8]从龙入关的满人（旧满洲），是当时的满洲精英，他们住在北京，生活无忧，更彻底地了解、吸收了汉文化，这样在经济上、心态上，发生了巨变，曾经被他们当做故乡的东北，已被视为苦寒边地。留在老家的“新满洲”，受限于自然和人文，经济条件与文化程度都比不上“旧满洲”。在北京满人眼里，“新满洲”自然就低人一等。当然，“新满洲”的个人文化素质确实有待提高，尤其是文字功底，在极为看重奏折文书的政治操作中，让他们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譬如“新满洲”官员努三，乾隆帝说他“乌拉齐性习，所奏事件，文义繁琐，览之多不可解。”[9]吉林满洲正白旗人那桑阿因追击张格尔而被授予英吉沙尔领队大臣，但却以“不识文字，惧难胜任”[10]为由，竟请求道光帝不要授予此职，皇帝只好让他再回北京担任侍卫。

    “唯出身论”的危害

    “老满洲”歧视“新满洲”，尤其是政治上的“唯出身论”，负面影响很大。由于备受歧视，“新满洲人”在政治、军事舞台上的发挥空间受限，能力未能充分施展，而那些深受清廷重视、身居高位的满洲贵族，则颇多腐败无能之辈。

    国家治理因此受害。例如，智勇双全的海兰察，在乾隆朝数次战争中功勋显著，被誉为“乾隆朝武臣之冠”，但只因他出身于黑龙江“新满洲”索伦部，便无缘将军、副将军等独当一面的职务，只能一直担任参赞大臣，辅佐满洲勋贵阿桂和福康安。

    海兰察曾说：“近日大臣中知兵者，惟阿公（阿桂）一人，予何敢不服。余皆懦夫，使其秉钺，徒丧师殃民耳，吾何为之送死哉。”[11]可见他对不学无术的满洲勋贵把持将军、副将军等要职一事十分不满。

    海兰察还算是幸运的，他毕竟遇到了阿桂这个“伯乐”，其他“新满洲”将领的命运就要更差一些，顶多当上个领队大臣，虽然立下的战功并不小，但行赏时却要排在勋贵之后。如若清廷出身歧视能少一些，让“新满洲”更好地融入官僚体系，清朝的治理或许会更顺畅。（文/张闶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语言研究所博士）

    注释

    [1]《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十九，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乙亥。

    [2]滕绍箴先生认为，以清太宗崇德二年（1637）年为界，定“旧满洲”、“新满洲”之分比较合适。“新满洲”包括东北地区赫哲、鄂伦春、库雅喇等东海女真各部及索伦、达斡尔、锡伯、挂尔察、巴尔虎等各族群，后来也指东三省的“站丁”及满洲人。参见滕绍箴《“乌拉齐”非民族名称考辨》，《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3]《清高宗实录 》卷六百六十三，乾隆二十七年闰五月戊寅。

    [4]《乾隆朝上谕档》，乾隆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5]《乾隆朝上谕档》，乾隆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6]《满汉大臣列传》卷十八，乌什哈达传，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35册，第626页。

    [7]《清史稿》列传一百二十，五岱传。

    [8]这一点，滕绍箴《“乌拉齐”非民族名称考辨》一文做了精辟的学术分析，可资参考。

    [9]《清高宗实录》卷五百五十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辛亥。

    [10]光绪《吉林通志》卷一百零七，那桑阿传。

    [11]姚永朴撰《旧闻随笔》卷一，“阿文成公”条，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19册，第371-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