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心腹陈名夏，为啥顶着严厉追责连续公然叫板皇帝

多尔衮

    顺治七年十一月，正当陈名夏踌躇满志、如日中天时，他的知遇大恩人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不幸落马。陈名夏哀痛不已，也彷徨不止。多尔衮不但是围猎落马，而且是政治落马！

    满是感伤和苍凉的陈名夏，却没有想到少年老成的顺治帝，迅速对多尔衮进行无情清算甚至开棺鞭尸时，却授陈名夏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同时让他继续兼任吏部尚书。陈名夏的才干和能耐，得到了青年天子顺治帝的高度赏识。然而，陈名夏并没有因为有过力劝多尔衮称帝、多次给睿亲王争权出谋划策的隐恶，进行收敛，而是顶着顺治严厉追责多尔衮的盛怒中，连续向皇帝公然叫板。

    第一次，称投降有功，以死对抗。

    顺治八年五月，候外转御史张煊弹劾陈名夏和国史院大学士兼管都察院左都御史事洪承畴和礼部尚书陈之遴甄别御史，处置不公，为陈名夏总结了十罪二不法。时顺治帝出猎在外，令巽亲王满达海审查。满达海召集诸议政王大臣，逐条审理，查明张煊控告属实，于是将陈名夏、洪承畴羁押，派兵看守，并派人向顺治报告。陈名夏的密友、满吏部尚书谭泰赶到顺治的驻跸之所，申辩张煊所奏不实，是诬告陈名夏。顺治回京，廷议此案，谭泰挺身而出，咆哮攘臂，为陈名夏开脱，不惜暗箱操作，隐瞒了大臣中的反对意见，结果导致张煊诬告罪名成立，被处死。三月后，多尔衮昔日的心腹谭泰，被举报因擅权乱政、阿附多尔衮，被处死。第二年正月，福临将张煊一案发送济尔哈朗、硕塞连同内院、刑部大臣复审。洪承畴老实交代，获得了福临的宽恕。

    陈名夏厉声强辩，闪烁其辞，及诘问辞穷，乃哭诉投诚之功，哭天喊地地要寻死，让福临很讨厌他这种死不悔改的卑劣行径，感慨：“此辗转矫诈之小人也，罪实难逭！”（《清史稿·陈名夏传》）话音刚落，年轻的顺治帝又来一句“但朕已有旨，凡与谭泰事干连者，皆赦勿问。若复罪名夏，是为不信”，宽免了陈名夏。顺治憎恨陈名夏很不争气，但因此前有旨不追究与谭泰有牵连的人，宽宥了他，革职罢任，然品级俸禄照旧。顺治赏识陈有学问，书读得好，是一个人才，很快又让他署吏部尚书，入内院复补秘书院大学士。

    第二次，顺治认为他带领汉臣与满臣对立。

    顺治十年二月，兴安总兵任珍因妻妾与人通奸，私行将人处死（乾隆朝《钦定国史贰臣表传》称任珍“自治其家属淫乱，擅杀多人”），担心被追责，派人进京向兵、刑二部行贿。事发，顺治下旨惩罚了一批受贿官员，并革除任珍世职一半。两月后，任家婢女告发任珍，“家居怨望，言出不轨，并指奸谋诸丑行”（《清世祖》卷七十四）。刑部将任珍判为死罪。顺治强调“任珍曾立大功，所犯情罪亦重大可耻”，要求刑部将此案用满汉文书写清楚后，会集九卿科道会等审议处罚结论。

    结果，满汉大臣意见两边倒：满官一直同意刑部原判，必须以出言不轨等罪处死任珍。他们认为，贰臣心生怨言，意图不轨，就须严惩，以儆效尤。而以陈名夏、陈之遴、金之俊为首的二十七位汉官纷纷上疏，原告所说事件重大，“任珍俱不承认，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

    福临不太明白汉官们的意思，询问：“是谁展辩？应得何罪？”陈名夏等回答，任珍不承认婢女的指控，若据此讼词定罪，他肯定不服，这就是我们所说恐开展辩之端。如果他确实负恩犯法，刑部拟定死罪，这就是应得之罪。可是又律无正条，似乎应该勒令他自尽。顺治被这种首鼠两端、模棱两可的言辞弄激怒了：你们既说处死任珍，是应得之罪、律无正条，又说似应勒令自尽。勒令自尽是哪个盛世典例？你们欲致君尧舜者，岂有进此言之理？“凡人自知有过即从实引咎，乃大臣之道。若执为己是，以巧生事，又欲以巧止事，甚属不合，尔群臣当副朕期望至意！”

    顺治命陈名夏再明白回奏。这次，陈名夏等只是说他们知道改为勒令自尽，不是盛世典例，又不是按婢女讼词定罪。陈名夏说来说去，始终没有说到点子上，同时承认自己有罪，等待皇上发落。

    顺治本想通过大臣重审，调动满汉大臣参与廷议的积极性，哪知陈名夏们的回答：“词语全是朦混支吾，竟不身任咎过，更巧为遮饰，将有心之事，佯作误失。”本来，任珍私定刑罚，擅杀多人，顺治已是网开一面，但是婢女仅凭片面讼词，而无其他人证、物证为据，借着专制时代无证的狂言能定罪的可能，将任珍置之死地。府中婢女，为何这样做？难道她也是“家属淫乱”的参与者，任珍擅杀的脱网者，要为被妄杀的同道复仇？或者是她受过任家妻妾或通奸者的恩惠，要为恩人出头，对已被处罚的家主落井下石？或者是当清廷对前明降将严重设防，仅凭一种逝去的声音可定罪？定罪当有证据。

    顺治如果想将任珍处死，完全没有必要大费周章地弄进朝堂提议。满臣看不起汉人降将，但汉臣不能有效反驳，还为顺治表演了一场拉帮结派、欺君妄为、文过饰非的闹剧。顺治命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额色黑召集陈名夏等二十八人于午门训话，说：你们的获罪，都是自陷其身、朦混议事，不与满官和衷共济，“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六部郎中奉旨齐集午门外，马上议罪，讨论的结果是将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处死，其他一干人等定为流徙、革职、免职和降调。

    讨论的结果报上去后，顺治又是朱笔一挥：陈名夏等深负朕恩，本当论死，姑从宽处理，只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纷争的朝堂，迷乱的君臣，陈名夏又逃过了一劫，只被罢免了组织部长的代职，但保留了他的内阁辅臣。顺治帝痛心陈名夏的胶柱鼓瑟，恼怒他的首鼠两端，怜惜他的德薄才厚，于是还借着任珍投清的带头大哥、陕西总督孟乔芳之死，警告陈名夏再负皇恩即严惩。

    第三次，被大学士宁完我、刘正宗联手致命一击。

    陈名夏是当时清廷中南方籍汉官集群的盟主，与汉军旗官宁完我为首的“辽东旧人”和北方籍汉官刘正宗为首的“北人”集团，倾轧不止，缠斗不休。同样，历史也并没有因为顺治钟爱陈名夏，就却销蚀他曾与多尔衮、谭泰穿一条裤子的往事。《清史列传·陈名夏传》云：“初，睿亲王多尔衮专擅威福，尚书公刚愎揽权，名夏既掌铨衡，徇私植党，揣摩执政意指，越格滥用匪人，以迎合固宠。”多尔衮死了，谭泰死了，但是他们的政敌把明枪暗箭瞄准了陈名夏。

    顺治十一年三月初一日，太宗亲信旧臣、国史院大学士兼议政大臣宁完我三月，疏劾陈名夏结党怀奸，涂抹票拟稿簿，私自涂抹一百十四字，删改谕旨，庇护同党，纵子为害乡里，凡七事。宁完我重点说，陈名夏曾对他说“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是第一要紧事”（《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二）。

    第二天中午，顺治帝亲自讯问，侍臣当众宣读宁完我的劾奏，不等侍臣读毕，名夏极力辩白。顺治大怒：你即使要辩解，为何不等宣读完毕？于是，命陈名夏跪着与宁完我对质。顺治帝命廷臣审查陈名夏，陈氏说宁完我诬告他不少罪行，但承认是说了留发复衣冠之事。其他诸事再大，不过奸臣之举，是内部矛盾。而像要一改清朝既定的剃发国策，恢复明朝的长发衣帽，便是逆臣的包藏祸心，光凭这一条，就足以抄家族灭。

    顺治盛怒未息之际，宁完我和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刘正宗联袂的弹劾，被送到了顺治的办公桌上。他们共证陈名夏揽权、市恩、欺罔诸罪。顺治决定不再保陈，此子表面上很固执己见、很食古不化、很胶柱鼓瑟，实际上尽最大可能躲在皇帝的钟爱下大肆拔取利益。

    顺治年轻，最恨大臣狐假虎威欺骗了他，于是命将陈名夏转押吏部。吏部等部门会鞫，认为宁完我劾奏陈氏诸罪成立，报议政诸王贝勒大臣核议，主张将其论斩，籍没家产，妻子流放盛京为奴。报告提交内廷，顺治还是决定，将陈名夏砍头改为绞刑，算作一种从宽。

    陈名夏是否算得上一代名臣，不好说，但他是一个著名的贰臣。他在历史上，服务过崇祯帝，跪拜过李自成，最后匍匐在多尔衮和顺治帝的脚下，官越做越大，秩越来越高，但他究竟做过哪些政绩，是乏善可陈，还是罪行遮掩，那只有历史知道。但从他为了利益，心甘情愿地跪拜这个主子，劝进那个主子，甚至廉不知耻地把自亏投降当做一份荣耀，到头来还是在权力场上恶名昭彰，即便年轻的顺治帝再爱他的学问，那也是一条滑溜溜的鲶鱼，迟早少不了挨上那毙命的一刀。（文/向敬之）